中國朝野一直篤信一條，“信心就是生產力”，無論是遇到經濟困境，還是髮生天災人禍，統計部門與宣傳部門都很努力營造“曙光就在前頭”的幻象。只有今年不同，政府工作報告甚至未設定GDP增長目標，從1994年中國首次將GDP增速列為政府工作目標以來，每年都列有GDP增長數值指標。這一不同尋常之舉足以說明：今年第一季度的零增長將會延續，中國政府對提振經濟計窮力竭。
中國政府最拿手的經濟刺激政策失靈
中國政府未設定GDP增長目標，是27年以來首次。《華爾街日報》認為，不設增長目標，乃因中國經厤了4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萎縮之後，中國政府領導人併不急於推出大規模刺激措施。這恐怕有點高估了中國領導人的耐心，早在今年2月疫情還很嚴重之時，習近平就要求按時复工，最後導致地方政府為完成复工任務下達指標，工廠被迫開機器空轉。
我的看法是：就算推出大規模刺激措施，恐怕也無力回天。最近接受寀訪時，好幾位記者都問：中國政府手中還有什麼牌可打？我的回答是無牌可出。
有關中國經濟討論得最多的是：要不要重啟“四萬億刺激經濟計劃”？這討論其實多餘，近三年以來，中國一直實行量化寬松政策，貨幣放水，2018年，中國廣義貨幣（M2）餘額逾180萬億元，較前一年增長8.4%。2019年僅12月一個月就新增人民幣貸款1.14萬億元，略低於11940億元的路透調查中值，但對經濟幾乎沒起到什麼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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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的刺激政策主要是將資金密集投放鐵路、公路、公共設施等基礎設施建設與房地產，如今無論是鐵路、城市地鐵、房地產，早就都是產能過剩，地方政府與相關企業欠了巨額債務，再投進去，無非是增加過剩產能，繼續增加政府、企業債務。
中國債務過高，是國際投資界非常關心的話題，幾乎年年都被提起。2019年由於中美貿易戰的壓力，中國年增長率6.3%創“27年新低”之後，303%的債務比重再度登上美國、英國、日本財經媒體的版面，評論者一致認為中國的債務存在極大的危險。
如此情境，再加大刺激，無異於飲酖止渴。
從“保六”到“六保”，世界“經濟引擎”變成保生存
今年，中國總理李克彊將去年的GDP“保六”變成了“六保”（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和“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
所謂“六穩”是2018年就提出的治理經濟之策，結果併不如意，就業、外貿、外資一樣也沒穩住，因此增加了“六保”。由於已經不再設GDP增長目標，“穩預期”就成了多餘。
而細數“六保”，其中除基層運轉這一項與政府管治有關，其餘都與民眾的基本生存條件有關。將保基本生存噹作國家大政，實際就是基本生存條件面臨不保。從2005年中共理論界三朝元老鄭必堅在美國外交政策上髮文《中國和平崛起》，欲與美國試比高，到今天只能保基本生存，其間十五年，如何走到這地步？值得寫篇長文檢討。這裡只丟個梗在這裡，回到本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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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疫情將中國經濟對外依賴偏高這一弱點的短板全部暴露出來：“保就業”，乃因一旦失去海外訂單，中國企業開工率不足，失業立刻劇增；“保基本民生”，石油、天然氣等主要能源68%依靠國際市場，小麥、玉米、大豆等三大主糧對外依賴極彊，據2018年官方公布的數據，中國的糧食自給率已經降到了82.3%左右（低於世界安全標準的90%），谷物自給率降到了95%左右，一遇到國際關系緊張，外彙儲備縮水，糧食能源安全就成了必保項；所謂“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產業鏈講的是國際社會對中國制造的需求，供應鏈談的是原料、糧食、能源的國際供應鏈。食物、用電、燃氣、交通（汽油）等都關系到民生；“保市場主體”就是保企業，保企業就是保就業。
中國號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因對外依存度極高，無異於泥足巨人，一旦國際形勢變化，就變得脆弱無比。疫情之前，中國欲扛經濟全球化領軍大旗；疫情噹中，中國想領導世界抗疫；如今遇到各國外交孤立，一下就跌落到只求保基本生存。
中國正在失去海外市場，國內市場內需嚴重不足
不少國內網軍都認為，中國有14億人的內需可以提振。這完全是不了解中國消費率多年持續走低的無知之言。
多年來，支持中國的三駕馬車投資、外貿、內需噹中，所謂內需最弱。內需弱，消費就難以提振，國民最終消費率就低。2019年的消費率高，相關部門報喜，也就57.8%，遠低於美國等髮達國家的70%左右。為什麼會這樣？乃因中國住房支出太高，擠壓了其他消費。
以下為中國官方數據：2018年底，中國居民債務額達到45.92萬億元，比2014年增加了154.1%，債務額年均增長率達20.51%，可謂驚人。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僅增長42.5%，年均增長僅7.3%；同期GDP僅增長41.4%，年均增長不到7.2%。五年來，中國居民債務總額的增長以3倍於GDP和可支配收入的速度快速膨脹。中國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公開說過，新增儲蓄資源一半左右投入到了房地產領域，大比例的家庭負債率達到難以持續的水平。2018年的居民負債中，住房貸款超過56.1%。與住房相關的債務超過7成。畸高的家庭負債，不僅隱藏著極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還嚴重擠壓中國人的消費能力。
企業開工率不足，中小企業面臨破產。中國的失業問題將更嚴重，中國民眾的消費能力將隨之下降，提振內需更為困難。
各國應該調整國內經濟，降低對中國依賴程度
人類特性都是舍難求易，那些對中國產生嚴重經濟依賴的國家，就算中國今年兩會未設定GDP增長目標，也很難面對中國經濟嚴重衰退這一現實。有些評論還非常憂慮，認為世界經濟失去了髮展引擎。少數對中國經濟依賴過高的國家，過去一直不敢得罪中國，害怕受到懲罰。最近形勢越來越不利於中國，一直不肯摒棄華為的英國，直到5月23日，才算是宣布棄用華為5G；日本首相安倍終於壯著膽子，公開指稱病毒來自中國。以上這些，被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認定為“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中國面對國際交往受限”。
中國在過去10多年來，之所以被視為“世界經濟引擎”，就在於持有厖大的外彙儲備，讓中共既能全世界購買能源、農產品，又能通過援助、捐款購買影響力（比如對非洲與世衛）。但正如我在《中國失去對美經濟依賴，風光難再》（2020年5月24日）一文中所談，這筆外彙儲備的主要來源，一是中國對美多年的貿易順差（佔中國每年貿易順差的90%以上），二是位居對華投資第一的美資帶去的，一旦美國抽走中國依靠的肩膀，中國頓時就失去了全球“買、買、買”的豪氣。
過去對中國經濟依賴程度過高的澳大利亞、南韓、日本、德國等，在中國經濟走旺之時，調整本國經濟結構不容易。現在中國經濟走衰，想依賴也依賴不成之時，正好是調整本國經濟結構的機會。“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一旦經濟上對中國依賴程度降低，受到的政治要挾就會隨之減少。
作者：何清漣，中國經濟學者，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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