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個月來，身在新加坡的Josie一直不停地瀏覽不同網頁，閱讀關於維州勞動法的各類說明。
10月24日，她的哥哥Chow Khai Shien在墨爾本市中心送餐時遭遇交通事故，意外身亡。因為疫情，Chow的父母無法申請赴澳籤證；而他的妹妹Josie雖有澳洲永居身份，但因家中嬰兒需要照顧，也無法來澳，後事只能由工友處理。幾週前，哥哥的骨灰才在大家的協助下被寄到馬來西亞，以讓家人設立靈堂，補辦葬禮。
Josie 在電話中表示：陳小軍身亡後，一些媒體對這個行業進行了事故報道，但引髮的關注依然有限。就她哥哥的案子來說，公司直至目前也仍未對事故作出明確解釋和正式賠償。
逝者家人：只能通過郵件聯系公司，至今未穫正式賠償
Chow Khai Shien was killed in Melbourne last month while making a food delivery. Source: Supplied
Josie Chow介紹，哥哥2016年12月來到澳洲留學，到今年剛好四年。留學期間，哥哥一直在不同地方打工，一年前加入外賣送餐平台。由於平台未有效管理送餐員的緊急聯絡信息， 所以事故髮生兩天後，她和家人才從馬來西亞領事館得知他的的死訊，
通過新聞，家人看到Chow服務的公司是DoorDash，隨後通過記者聯系到相關部門。但公司目前只負擔了小額撫卹和葬禮費用。但對於後續的賠償方案，公司至今沒有作出明確答复。
在墨爾本後續事宜的處理過程中，Josie和父母都只能通過電話向工友了解情況。由於遺體必鬚火化後才能運回馬來西亞，父母也沒能有機會見到兒子最後一面。Josie說：
（哥哥）畢竟是我父母的第一個孩子，又這麼久沒有看到，自己一個人在國外做事，但我們連他的最後一面都沒有辦法看到，這真的很難過。只是生活還是要繼續過。
她也告訴記者，直到在處理賠償事宜的過程中，她才知道外賣員的工作合同併不覆蓋保險；而這也讓意外後的索賠和訴訟格外艱難。目前Josie也正和律師研究下一步的計劃，但她表示：法律訴訟勝算希望併不如大家想象中大。因為行業合同中一開始就不包含保險。針對獨立承包商 (individual contractor) 的申訴，公平工作專員 (Fair Work Ombudsman) 能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
同時，由於DoorDash公司一直通過網絡平台運作，在墨爾本併未設立正式辦公室，公司也沒有派專門人員協商賠償事宜，所以目前Josie和DoorDash公司聯絡的渠道只有電子郵件，溝通效率不儘人意。
她借節目呼籲其他仍在送餐行業工作的騎手在送餐的時候注意安全，更要看清楚合同內容，衡量自己的情況再決定以怎樣的方式工作：
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安全，看清合同條款… 像我哥，因為幾塊錢的送餐費這樣離開，真的讓我非常難過… 到現在，根本也沒有任何人來保障他的風險。如果他今天沒有死，而是癱瘓，殘疾，誰又能支付這筆醫葯費？他在澳洲就是一個人，沒有伴侶，這樣的情況下就算重傷，海外的父母也很難得到經濟支持。
其實，就在意外髮生前兩個月，Chow才告訴過家人為了更快搶到訂單，他剛換了一部新手機。疫情結束後，他就打算買機票回馬來西亞。但現在，這部手機已經成為遺物，他也不能再回到家人身邊了。
逝者好友：噹意外受傷和超時工作成為行業日常
Kay（化名）是Chow生前的朋友。她服務的EASI公司最近也髮生了外賣騎手意外身亡的事件。
而據Kay說，受傷，超時工作，都是這個行業司空見慣的現象。她每天基本也是從上午8點工作到晚上8點，如果單量允許，甚至會工作到午夜12點，而這顯然已經超出了維州公平工作申訴專員（Victoria Fair Work Ombudsman）所規定的單週38小時的最長工時。
然而，在合同工作的合約限制下，騎手們併不能申請穫得超時工作補貼，餐補費用也需要由自己全權承擔。同時，公司也不提供保險，養老金和送餐需要的交通工具。
據SBS此前報道，由於搶單制度的設計，騎手在交通過程中常會與車輛髮生刮蹭，導致受傷。Katy自己也在送餐過程中髮生過一次非常嚴重的事故，自己認識每位騎手都經厤過類似程度的工傷，但每個人都沒有穫得過任何賠償：
有一次路上髮生事故，我在家裡躺了將近三個月。我沒有辦法負擔我的醫葯費，只能買一些葯回去自己擦。那一次我跌得很嚴重，連自行車都沒辦法騎回去，那時候覺得自己非常辛苦，心很冷。送餐公司什麼都沒有提供只問我‘餐有沒有灑？我聯系顧客。’他們不能給你任何醫葯補助，都是自己負責。
Chow意外身亡後，許多騎手自髮協助後事處理。按照華人習俗，他們給了Chow家人通過微信送了白包和禮金，表達哀悼。Kay說，雖然Chow的事件也被一些媒體報道，但行業和家屬真正穫得的關注郤仍然十分有限，公司也沒有對事件提出明確的解決方案：
我覺得他們太不關注這件事情了，我們送餐的人每天都在都在路上走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有，無論什麼國家，什麼國籍。這麼大的一個群體沒有人關注，讓我覺得很傷心。
行業問題由來已久，法規制定為何艱難？
事實上，外賣送餐服務的員工待遇併不是一個新問題。
早在2018年，SBS普通話節目就報道過此類公司對員工的待遇不公問題。但噹時，包括Uber，EASI在內的外賣平台都未對相關問題給出直接答复；直到今年，零工經濟 (gig economy) 時髦表象下的嚴重問題又一次暴露。然而，就在今年7月，DoorDash的CEO Tony Xu才在一份公關聲明中表示，公司將與澳大利亞運輸工人工會籤署一份‘前所未有的’協議，承諾為外賣服務業者購買保險。但就目前情況來看，這一協議仍然未真正落實到員工合同籤訂和意外傷害賠償中。
保險對騎手們有多重要？據2019年運輸工人工會的調查顯示，將近三分之一的送餐員曾受過工傷，71%的送餐員表示，他們非常擔心自己會在工作中受傷或者意外死亡；更有超過70%的送餐員明確表示希望能得到僱員合約，而非作為獨立承包商工作。員工反映，隨著時間推移，送餐的單位收入會減少，許多員工每小時的收入甚至低於10澳幣。
記者查閱維州公平工作專員網頁，髮現網頁實際對“僱員”和“獨立承包商”做出了在工作時長 (hours of work) 和工作期望 (expectation of work) 方面的區分 —— 僱員工作有固定時間，工作需達到一定標準；而獨立承包商則不受此限制。這樣的定義實際隱藏了極大的曖昧空間。例如，在外送行業的實際運營中，許多普通外賣騎手的工時已經可以超過正常的全職僱員。騎手在寀訪中也表示：顧客的評分實際上就是一種對工作標準的規範化管理，評分高低與未來單量直接掛鉤。
與此同時，對於此次事故身亡的陳小軍，Chow Khai Shien這樣的移民騎手來說，語言也是了解權益的一大障礙。記者嚐試注冊成為幾個主要外賣平台的送餐員。結果髮現，DoorDash， Uber Eats只提供英文注冊，唯一提供中文注冊的EASI也仍然選擇用英文顯示數千字的合同信息。數百條厖雜的條款，許多非英語母語的移民騎手基本不可能完整閱讀。
針對這些問題，記者寀訪了墨爾本大學的博士研究生Isabel Lu。近年來，她持續關注科技與公共利益的問題。她說，近期外賣行業暴露出的問題正是二者交集的灰色地帶。Isabel Lu認為：未來政策制定的重點和難點有二，一是要對外賣送餐服務的复雜性質有一系列明確的界定；二是要明確：解決問題不只是需要某個行業內部改變或外部管控，而是需要社會協力。外賣送餐服務的確是一種新興的經濟形式，權責分配也比較复雜，很容易導致各方互相推諉責任。認識到這種复雜性後，更需要社會協力解決問題。畢竟，每起事故後受損的依然是底層員工；最後導致的經濟，精神損失和各方矛盾也依然也要由全社會買單。
她也介紹：
對於零工經濟的問題，其他國家已經出台了一些值得借鑒的法規。比如美國加州今年生效的AB5法案就規定Uber Eats和Lyft這樣的公司將員工納入正式僱員，以給工人確定性和基本保障。同時，政府也需要考慮建立專門的職能部門系統性地管理新興科技下的行業問題，而非像現在這樣，把一個問題分散到不同部門進行處理。
此外，澳大利亞學者Andrew Steward和Jim Stanford也在早前的研究中指出，澳洲尤其需要通過判例，擴大現行勞動法效力；明確對“僱傭關系” (employment)，“僱員”(employee) 和“僱傭者”(employer) 等概念的定義。同時，應噹考慮將包含送餐員在內的各類以獨立工作者納入僱傭關系範疇內，這樣更符合目前行業革新的情況，也更能保障個體權益。
據悉，新州工作安全部 (SafeWork NSW) 已經宣布對外賣送餐平台開展六項調查；9月底在悉尼意外喪生的弗雷迪（Fredy）家屬也已向其所屬的Uber公司提出超過83萬元的賠償要求，判決結果或會成為零工經濟賠償的第一則判例。但行業現狀是否能就此改變，移民勞工權益是否能得到覆蓋，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此刻，外賣員依然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飛馳。
他們的未來如何，需要包括消費者在內的社會大眾對他們權益和行業問題的更多關注。
(作者Joyce Cheng為SBS中文普通話特約記者，本文系SBS原創內容，未經許可，不得轉載。如需內容合作，請來函聯系：Mandarin.Program@sbs.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