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蒙蒂（Janine Monty）來說，過去的生活與現在大不相同。
之前儘管患有類風濕性關節炎，她還是能按時工作，每天跑步5公里。
後來，她被診斷出患有慢性炎性脫髓鞘性多發性神經病，奧運泳手克里姆（Michael Klim）也患有這種疾病。
蒙蒂說，從撲熱息痛到手術，她嘗試了各種方法來緩解疼痛，但都沒有效果。
然後醫生給她開了鴉片類藥物作為「最後的手段」，她說這是「唯一能顯著減輕疼痛並令我恢復功能的治療方法」。
但自2020年以來，蒙蒂被迫使用更低的劑量，她說這讓生活變得更加艱難。
她說：「我不能再工作，不能再劇烈運動，我不再健壯。 」
「我不再有任何社交生活或人際關係。 因為我的鴉片類藥物劑量降低了，我生活在孤立和貧困之中。 」
情況「觸目驚心」 監管機構出手
降低劑量是2020年鴉片類藥物處方和供應規則改革的結果。
對於藥物津貼計劃（Pharmaceutical Benefits Scheme； PBS）中的止痛藥物，如羥考酮或可待因，允許重複處方的數量受到了限制，為術後需要止痛的患者引入了一半份量包裝，並強制規定全科醫生（GP）的處方劑量的上限。
麥克馬倫（Danielle McMullen）是全科醫生，也是澳洲醫學會（AMA) 副主席。
她說，這些變化是監管機構關注的結果。
2020年，羥考酮等鴉片類藥物開處方和供應規定，出現改變。 Source: Getty / BackyardProduction
麥克馬倫說：「我認為，這些情況令許多人觸目驚心，這是改變監管環境，確保我們在轉變準則，以適當使用鴉片類藥物進行對話的部份推動力。」
「確保我們在真正需要的時候才使用它們，而不是導致人過度使用、濫用或依賴。」
新南威爾士大學（UNSW）高級研究員丹尼爾斯（Ben Daniels）博士是發表在《澳洲醫學雜誌》（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一項新研究的聯合作者，該研究表明這些新規定取得成效。
研究的主要發現是，通過藥物津貼計劃獲取的鴉片類藥物使用——公共補貼的鴉片類藥物——在鴉片類藥物的處方限制收緊後減少了。
「我們確實認為，被作為處方開出的鴉片類藥物量確實減少了。」
丹尼爾斯認為這是好事，但對於像蒙蒂這樣的慢性痛症患者來說，這會使情況變得更差。
有多少澳人受到影響？
受影響的人數非常多。
據估計，有340萬澳洲人患有慢性疼痛，其中半數以上是女性。 大約68%的人處於工作年齡，最常見的是40多歲或50多歲。
倡議組織澳洲痛症會（Pain Australia）行政總監鍾斯（Guilia Jones），表示：「雖然很多人確實希望跟上最新的研究結果和理解，但當你拿走某些東西——當沒有替代品的時候——只會帶來痛苦。 」
「因此，雖然我們承認需要做出一些改變，但這樣做的方式並不合適，結果是使原本就很痛苦的人群更加痛苦。」
鍾斯說，對他們當中許多人來說，他們的痛苦因為不被聆聽而加劇。 她聲稱，有一個案，一名21歲的成員去找了八個不同的醫生，才遇到一個願意認真對待他的醫生。
據估計，有340萬澳洲人患有慢性痛症，其中一半以上是女性。 Source: Getty
「所以他們會去看醫生，但醫生不太清楚該如何處理，他們會被問及是否在編造痛苦，會被認為是在尋求毒品。」
鴉片類藥物並非長期解決方案
麥克馬倫說，鴉片類藥物並不是解決疼痛的長期辦法，使用一段時間後，其危害風險可能開始大於益處。
她說，全科醫生可以通過慢性病管理計劃提供替代療法，為心理健康諮詢、運動心理學家和物理治療師提供回扣（rebates），他們可以為康復過程提供支援。
麥克馬倫表示，她理解對於一些患者和醫生來說，獲得治療以及可負擔性是一個挑戰。 她說，這就是為什麼澳洲醫學協會一直在推動提高全科醫療資金以提供全面的照顧。
她說，這就是為甚麼澳洲醫學會一直在推動向全科醫生提供更好撥款，以提供綜合的護理。
但對於瓊斯來說，傷害已經造成。
她希望看到文化方面的改變，以及慢性疼痛治療方法的進展。
她說：「在很多方面，這是一個非常新的醫學領域。」
「實際上直到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大家才開始研究這個領域。 澳洲走在前列，但我們還沒有在如何管理這一問題上取得突破。 」
「我們在澳洲有很多值得慶祝的事情，但鴉片類藥物問題，濫用與適當使用取捨的危機，它們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我們必須分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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