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州和維州的大量降雨也許消解了濃煙與烈火,然而,對於氣候變化的討論則被預計將會繼續如火如荼。
曾經,由於推行積極的氣候應對政策,工黨領導人吉拉德、陸克文在政治爭鬥中失去領導地位。自由黨總理特恩布爾也因為推出顧及碳排目標的國家能源保障計劃,不抵黨內反對而黯然下野。這些政治現實讓接任的莫裡森總理從此回避能源保障計劃。艾伯特此前幾次因為堅持保守氣候政策而贏得政治爭鬥的勝利,但後來在傳統保守選區輸給了環保活動家。
氣候變化話題似乎一觸即燃,成為了澳洲政罈極具“殺傷力”的火點。
由於澳大利亞經濟高度依賴化石能源出口,電力主要有燃媒穫得,碳排成了澳大利亞政治角逐中一個很容易觸礁的領域。
2019年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民意調查顯示,在未來10年中,有64%的澳大利亞人將氣候變化列為對澳大利亞切身利益的10種潛在威脅之首。這項民意調查是在噹前的叢林大火危機爆髮之前進行的,但與五年前的洛伊民意測驗相比,它仍然顯示出公眾對氣候變化的關注增加了14分。相信目前比例會更高。
81%的澳大利亞人擔心氣候變化將導致更多的榦旱和洪水。同一項澳大利亞研究所的民意測驗表明,有64%的人認為澳大利亞應該在2050年之前實現零排放的國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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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選情變化看,以前在澳大利亞可以因堅持保守碳排政策得分,今後很有可能因為維護保守碳排政策而失分。這是噹今各派政治力量及政治家們需要留意的。
前新南威爾士州消防與救援專員格雷格·穆林斯在《先驅報》上寫道,目前的叢林大火是空前的,這樣的悲劇應該使澳大利亞人糰結一致共同尋找解決方案。
噹下澳大利亞的平均溫度比長期平均溫度只是升高約1攝氏度,火災季節就開始更早,許多地區的“累積火災危險”正在增加。但現在轉變還為時不晚。噹前的叢林大火緊急時刻是一個警醒時機,它讓我們有機會更好地了解氣候變化對個人,社區和環境造成的許多成本,併激髮政客寀取行動。讓我們為實施重要的氣候變化政策做好了準備。他敦促,對氣候變化問題寀取更積極的政策應對措施,包括為凈零排放設定一條可靠的途逕,併為可再生能源定義明確的政策路線,例如到2035年用清潔能源取代現有的燃煤髮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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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方面預測,榦旱的增加每年將給澳大利亞帶來73億澳元(53.4億美元)的損失,相噹於每年損失全國GDP的1% 。這個損失只是榦旱本身,而火災及其他災難的直接、間接損失應該遠遠大於這個數字。
有文章指出,澳大利亞缺乏可靠的國家氣候政策來減少溫室氣體污染。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無法實現甚至比較保守的2030年26-28%的減排目標。除非我們領導全球範圍內的努力,以明智和務實的政策平衡我們的全球責任,以減少煤炭排放和減少污染,否則將失去更多生命,也不能確保我們的環境和經濟未來。
前總理特恩布爾告訴媒體,如果能源部分不能迅速襬脫對碳依賴的現狀,澳大利亞兌現對巴黎協議承諾的減排目標希望渺茫。自由黨如果繼續缺乏穩定的碳排政策,其代價將是阻擋這個國家在新能源領域的急需的投資。他還透露,一個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投資商向他表示,目前他們的公司避免投資澳大利亞,原因是澳大利亞沒有這方面政策,因此在澳大利亞做能源投資具有政治風險。這位前總理表示,能源領域呼籲澳大利亞出台穩定的能源政策。
另一方面從經濟的角度看,2008年的Garnaut Climate Change Review(中文譯作《郜若素氣候變化報告》)的作者Ross Garnaut教授表示,澳大利亞對氣候變化具有“特殊敏感性”,但也有使用“有效政策”幫助全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特殊機會”。澳大利亞有成為可再生能源超級大國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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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naut在他的新書《超級大國:澳大利亞的低碳機遇》中指出,澳大利亞人均擁有可再生能源的自然資源優於其他任何髮達國家,也遠超我們的東北亞客戶。澳大利亞也可以通過使用低排放技術將我們的鐵礦石轉變為鋼鐵來“開創繁榮的新紀元”。如果將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亞氧化鐵和一半的氧化鋁出口轉換為金屬,由此增加的價值和就業機會,將遠超目前出口煤炭和天然氣的總和。如果充分利用豐富的低成本電力,澳大利亞可以成長為後碳世界所需的全球主要礦物生產國,例如鋰、鈦、釩、鎳、鈷和銅,也可輸出氨與氫氣,還有可以通過高壓電纜向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直至亞洲大陸輸出電力。
澳大利亞得天獨厚的森林和林地資源,使其在用於工業生產的生物原料中具有優勢。澳大利亞還有以相對較低的成本捕穫和封存土壤、牧場、林地、森林、人工林中大氣中碳的巨大機會。在全球共同努力中,澳大利亞可以髮揮重要作用將升溫保持在2C或更低的水平上,而且這將顯示出經濟收益。
由於歐洲對高碳產品的進口限制,未來必將增加低排放產品的進口。歐盟將需要澳大利亞出口的零排放產品,將來這方面出口的潛力巨大。這將是澳大利亞一個很好的機遇,不應錯失。問題是澳大利亞是否由此打算擁抱這一機遇,併付之行動開始準備了?
隨著全球範圍的應對氣候變化深入人心,低碳技術創新將最終穫得突破,隨後突然間,隨著企業和政府領導人都意識到了澳大利亞的巨大商機,政府政策將朝此傾斜,大量資本因此進入,人類會進入最後一波熱潮。

Climate change has dominated Australian politic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Source: AAP
但這裡有一個陣痛的過渡時期,這個階段是本世紀上半葉,澳大利亞收入可能有顯著(但可控)的犧牲,隨後的收益將增長到本世紀下半葉及以後。換句話說,先是幾十年的損失,其後是更大的長久的收益。
在這巨大的挑戰及機遇面前,澳大利亞能否經受挑戰機抓住機遇,這有賴於一個有遠見、有魄力、有全局觀、有責任感的政黨,一個有雄心大志政府及其他的領導人。
如果澳大利亞要在零碳世界中實現其巨大機遇,它將需要一個政策框架,包括三個關鍵步驟:
- 監管體系必鬚重點關注電力供應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 政府必鬚支持輸電系統的改造,以允許高質量,可再生能源向遠離現有輸電網絡的地區大量供電;
- 聯邦可以通過優惠政策吸引對可再生電力的新投資來確保澳大利亞具有全球競爭力。
目前看來,似乎澳大利亞企業領袖們比這個國家的政治領導者更有前瞻眼光,更加積極關心氣候變化併尋找適應對策:在對1200多位商業領袖的調查中,澳大利亞公司董事提名氣候變化為他們希望政府長期解決的頭號問題。
氣候變化造成的危害比我們面臨的任何戰爭都更加嚴重,影響更大。氣候變化在澳大利亞造成的死亡人數多於恐怖主義所造成的,所以澳大利亞國防軍甚至將氣候變化視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前總理特倫布爾也持同樣觀點。
政府是否感知政治格局變化及時代脈搏的跳動而順勢而為?我們拭目以待。
(注:以上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SBS立場;本文作者:張智森,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