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 非赞助性父母团聚签证（non-contributory visas）审批时间超过30年，目前有5万名申请人在轮候
- 赞助性父母团聚签证（contributory visas）的轮候人数超过5.5万，虽然审批只需5年，但签证费高达4.8万元
- 申请最后家庭成员（remaining relative visa）团聚签证要超过50年，申请人不能有澳洲公民或永久居民以外的亲人
意大利出生的Francesca Roma曾在伦敦生活10年，并在当地邂逅澳洲籍丈夫，2015年他们一同来到澳洲。她说：「我们在伦敦诞下第一个孩子，第二个在意大利出生。我们在欧洲很快乐，但我丈夫想靠近家人，所以我们决定展开新的家庭旅程。」
Roma在墨尔本内北区Surrey Hills的寓所里说：「我在这里很快乐，我的女儿在这里有优质的人生。这里有很多空间和时间彻底享受家庭生活。」
他们搬到澳洲之后，Roma的母亲Laura Baldoin也决定跨越半个地球来澳洲，陪伴两个外孙女Sofia和Beatrice。他们最喜爱的活动是阅读意大利书，令孩子不会不懂她们原来的语言。
Roma表示：「这是好的平衡，因为她（母亲）可以继续住在她在（意大利城市）特里维素（Treviso）的寓所，而每年我们有4至5个月时间可以陪伴她。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后，这（往返两国的）旅程对我妈来说非常困难。」
「你付愈多钱，等候时间愈短」
身为家中独女，Roma希望70岁的母亲跟她同住在澳洲，而不要独自居住在意大利。所以，Baldoin今年2月申请了永久父母签证，但在100岁之前似乎都等不到。
Roma向本台表示：「我们没有多少选择。赞助性父团签证的费用是4万7,755元，我们负担不起。我们申请了高龄父母签证（Aged Parent Visa），它的费用低得多，（但）轮候时间是30年。」
Laura Baldoin, Sofia and Beatrice in Melbourne. Source: Francesca Roma
她申请的非赞助性父母签证，费用是6,415元。
在2019/20财政年度结束时，移民部手头上有超过5万宗非赞助性父母签证等待审批。基于目前的行政配额，每年只可以批出1,275个这类签证，变相令申请人要等超过30年。
至于赞助性父母签证，虽然有超过5.5万宗申请正待审批，但目前的轮候时间「只有」5年——该类签证每年审批配额超过6,000个。
在2014年，联邦政府打算废除部份种类的签证，包括境内申请的高龄父母签证、照顾者签证和最后家庭成员签证。不过，政府这个计划在参议院被阻止，它之后改为向这些签证设立每年审批上限。
「没多少价值的签证」
注册移民法律专家兼澳洲天主教大学讲师Kerry Murphy表示，这些签证现已「没有多少价值」，因为它的审批等候时间太长，「悲惨的结果是，等候最后家庭成员、照顾者、高龄依靠者（签证）的审批决定时间非常之长。」
在澳洲申请非赞助性的高龄父母签证，申请人必须年纪大得可以领取长者津贴。Murphy说：「高龄父母在申请程序中接受身体检查时未必能通过。」
Roma说，她也留意到母亲正面临这个处境，「我们笑说，当她被要求做体检时，她已经100岁了。」
她母现现在持有A类过桥签证，在父母签证申请有结果前，可无限期逗留澳洲；但如果要离境便要先申请B类过桥签证，否则离开就无法回来。
Source: SBS
他们一家人很兴幸Baldoin在意大利遭新冠病毒重创时，没有留在该国，而现在又不用每数个月回去一次。
目前，所有类别的父母签证每年配额7,371个，较2015/16财政年度的8,675个少；其他类别的家庭团聚签证配额亦由2018/19年度的524个跌至去年的444个。
一个签证等待54年
最后家庭成员签证是4类其他家庭团聚签证之一。它容许只有澳洲公民或永久居民亲戚的外国人申请，来澳洲永久居住。
在2016/17年度至2018/19年度这3年间，政府只批出了199个最后家庭成员签证。内政部没有公开4种其他家庭团聚签证中每一种的积压个案数字，只有一个总数——截至今年6月30日有8,785个。
最后家庭成员签证的审批时间，较非赞助性父母签证还要久。
移民专家Murphy说：「现在最后家庭成员（签证）的等候时间要54年，那对所有人来说是有等于无。」
「我知道有一个个案在2011年申请，后来被拒签，但在2014年成功获覆检，但刚好遇上了实施签证配额措施。这意味那个家庭可能永远无法在澳洲团聚，不是因为他们不符合签证条件，而是因为政策大幅减少这类签证的（批出）数字，龙门已经搬离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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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没有透露最后家庭成员签证申请的成功或失败数据，发言人只说每年收到的最后家庭成员和父母（非赞助性）签证数目，多于每年这两类签证的配额。
发言人又说，有其他签证选项给家人到澳洲居住，「澳洲政府推出了新的赞助性父母临时签证（SPTV），以支持移民社区，容许海外父母来探望他们的子女和孙儿女最长10年。」
家庭关系的经济价值
雪梨移民代理Emanuela Canini表示，她见证了澳洲移民计划的转变。
「自从90年代末，在经济景气年代和何华德（John Howard）政府管治下，为了引入更多技术移民，移民计划有急剧的转变。之后的多届政府维持同一个态度——减少家庭签证的选择、更加依赖临时签证。」
生产力委员会2016年提交的报告建议，将移民父母的成本转嫁给他们的家人，并收窄非赞助性父母签证的条件。报告发现，移民父母平均年龄较大、经济贡献时间短、耗费医疗和福利制度数以十亿元。
不过，Murphy认为只以金钱来衡量家庭团聚的价值，是过度狭窄，「在很多文化里，保持家庭团聚是重要的，可以是非常支持并加强移民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