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维州酒店隔离项目的调查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对使用私人保安的决定负有责任。
维州的第二波疫情导致1.8万例感染及800例死亡,主要原因可追溯到在5月、6月期间在两个隔离酒店Rydges、Stamford Plaza hotels工作的保安人员。
在周一(12月21日)提交给议会的最终调查报告中,退休法官詹妮弗·科特(Jennifer Coate)得出结论,雇用私人保安的决定“不是由'个人'做出的”。
相反,她认为,有些“有影响力”的人促成了“将使用私人保安的理解的达成”。
她认为,3月27日下午(即隔离项目开始的前一天),维州控制中心(State Control Centre)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一理解便变成了随后被采用和实施的决定”。
这一会议由维州紧急事务管理专员安德鲁·克里斯普(Andrew Crisp)主持,维州和其他政府人员参加了会议。
科特女士表示,他们咨询了时任维州警察局长格雷厄姆·阿什顿(Graham Ashton),并“表示倾向于由私人安保部门担任这一角色,而维州警方则提供‘支持’”。
在这次会议中,阿什顿的态度由高级警务人员传达,这对在场者“显然具有说服力”。
报告中写道:“在没有特别讨论或异议的情况下,这促使维州就业、区域和地区部(DJPR)当晚就采取行动,开始与三家保安公司签订合同。”
科特女士还说,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将引入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执法作为考虑方案。
她的结论是,从4月8日起,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很有可能在隔离酒店提供协助,尽管她无法确定,他们的出现是否会消除对私人保安的需要。
她写道:“考虑到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采用的模式,似乎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如果澳大利亚国防军可用,它只会补充人数,而非取代现有的安保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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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表示,启动保安的决定并非部长级官员做出的,这实际上将维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Daniel Andrews)、前卫生部长珍妮·米卡科斯(Jenny Mikakos)以及警察部长丽莎·内维尔(Lisa Neville)和就业部长马丁·帕库拉(Martin Pakula)排除在外。
报告中还写道:“采取隔离是维州州长所承诺实施的项目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但他和他的部长们都没有积极参与或监督如何进行隔离的决定。”
科特表示,在提交给调查的7万份文件中,没有一份文件能“表明将私人安保作为第一执法层级的决定的匹配的理由,或是政府高层对该理由的批准”。
报告中说:“这样的一种发现很可能会令公众震惊。”
她说,保安人员在该项目中所担任的角色“从一开始就界定不清,在没有密切监控和广泛持续培训的情况下,最终变成不符合参与其中的安保所要求的角色”。
她在报告中还说:“没有考虑到在一个工作人员极有可能接触到高传染性COVID-19的环境中,使用以临时工为主的劳动力的适当性或影响。”
“当然,这对病毒的传播产生了持续影响。”
报告还发现,维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没有承担起该隔离项目的主要监管部门的责任。
米卡科斯和两名政府高级公务人员已因该项目而辞职,而酒店隔离计划于本月初已重启。
州长安德鲁斯周一对项目中的“非常明显的错误”表示歉意。
他说:“如果时光倒流,我每天都能收到酒店隔离项目的报告,就像我现在做的那样,我当然会这么做。”
“但是我们没人有能力改变历史。我们只能吸取这些教训,并确保进行必要的改革和改变,以大大降低此类错误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安德鲁斯表示,经过深思熟虑,他的政府将接受报告中提出的所有建议。
“我的承诺不仅是道歉——道歉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当你真心道歉的时候——而且我还承诺尽我所能,确保我们从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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